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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陆军讲武堂(四)

阅读:26时间:2018-04-04 23:02:26来源:

南昌起义 讲武堂同学帮了大忙

1926年12月底,中共中央军委交给朱德一项重要任务,到江西南昌去做军运工作。因为这里是国民革命军第3军(即原驻粤滇军)的集结地,有很多军官是朱德当年的老部下。当时驻江西的国民革命军第5路军总指挥朱培德及下辖的第9军军长金汉鼎和南昌军分校教育长唐维源等人,都是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窗好友。南昌起义,朱德的这些讲武堂同学帮了大忙。

初到南昌 金汉鼎极力推荐朱德

1927年,朱德与云南陆军讲武堂老同学金汉鼎在南昌重逢。

朱德在讲武堂结交的“后来创造历史的朋友”大概有1几个,如果按亲密程度排列,金汉鼎无疑应该排在第一位。金汉鼎把朱德带到家中,急切地向他打听出洋留学的经历和感想。朱德娓娓讲述在马克思的故乡德国的学习、生活与见闻,金汉鼎的夫人王清当时也在座。金汉鼎感到从未有过的好奇与冲动,朱德的讲述将他带入了一种新的思想境界中,使之耳目一新,让他进一步了解了自己的老同学“志存高远”,遂心心相通使他们感情更笃。

于是,金汉鼎极力向当时在南昌的另一个云南陆军讲武堂老同学朱培德推荐了朱德。

夯实基础 朱德扫除起义障碍

1927年3月5日,根据朱德的建议,朱培德在江西讲武堂旧址开办了军官教导团,任命朱德为第3军总参议兼教导团团长。

朱德在教导团不仅注重军事训练,提高军事素质,同时秘密建立了中央党支部,在学员中秘密发展党员,培养的1600多名学员,党员达到了几百人之多。这个军官教导团实际成了中共在“八一”前夕培养军事人才的基地。

1927年4月初,国民党任命朱培德为江西省主席,当天,又任命朱德为南昌公安局局长。这样,朱德一手抓到了军官教导团的军权,一手抓住了地方治安的警权。他利用南昌公安局合法身份,率领领导团学员和工人纠察队攻打蒋介石特务组织团把持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逮捕了反革命分子程天放等7人,为南昌起义扫除了一个障碍。

对老同学朱德在南昌的革命行为,朱培德一直是袖手旁观。1927年3月底,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来到南昌,就住在朱德的花园角2号寓所,他用两天时间写一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讨蒋檄文。郭沫若的这篇讨蒋檄文及邓演达的《要怎样打倒蒋介石》被印发军中,并在南昌城掀起了反蒋运动。

蒋介石“四一二”叛变革命后,迫于蒋介石的压力,朱培德给第3军中的140余名共产党员发放了路费后,命令将他们全部送出江西。

力助朱德 金汉鼎给出一个师

蒋、汪合流后,为了掩护朱德及警卫员刘刚、王荣奎、余世勋,金汉鼎亲自护送他们上庐山枯岭避难,并派专人到南昌将朱德的家属陈桂珍等人接上庐山,由自己的夫人王清相陪,直到他们全部平安离开九江。

1927年7月20日,朱德到武汉后,向周恩来提出可以在江西发展革命武装力量。21日,朱德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秘密返回南昌,为发动武装起义作准备,并掩护参加南昌起义的中共领导人于27日前陆续到达,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金汉鼎出于大义,将讲武堂第4期毕业生韦标的第9军28师交给朱德率领。

起义被察 叶剑英召集紧急会议

大革命失败后,叶剑英根据党的指示,继续做好国民党第2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的“参座”,任第四军参谋长,于1927年7月来到九江。此时,九江除了第4军外,还有属于第2方面军的贺龙的20军、叶挺的24师,以及金汉鼎的第9军等部队。

这时,中共方面秘密酝酿举行的南昌起义,似乎已被汪精卫察觉。7月下旬的一天,他偷偷上了庐山,立即召集会议,秘密策划以第2方面军总指挥的名义,通知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准备将他们一举抓获,并命令贺、叶部队到九江、南昌之间的德安一带集结,阴谋以3个军的兵力进行围剿。

参加了汪精卫这次会议的叶剑英连夜下山找到叶挺,将汪精卫的密谋告诉了他。两人商定立即通知第20军军长贺龙、第4军政治部主任廖乾五以及高语罕等共产党员,到烟水亭雇了一只小船,在甘棠湖中紧急磋商,决定了3件事:第一,贺、叶不上庐山;第二,贺、叶部队不按张发奎的命令集结于德安,而是开往牛街车站到南昌去;第三,叶挺部队第2天立即开拔,贺龙部队第3天行动,先将火车皮交给叶挺部队。叶剑英对贺、叶等人说:“你们到南昌后有什么行动要及时通知我。”

叶剑英在紧急关头召集的这次会议就是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九江“小划子”会议。

转移途中 范石生给枪给饷

1927年8月1日凌晨南昌起义发动后,8月3日,起义部队撤离南昌。朱德、陈毅率领一支部队南下广东,本来是与张太雷、叶剑英会合,准备参加广州起义。到了乐昌一带,在三河坝附近遭到两万多人剩下1千余人,遂打消了去广州的计划。

1927年10月,朱德到达汝城,范石生接到了辖47师师长曾日唯的报告后,亲自赶来迎接朱德。范石生与朱德会见后,确定了范石生部驻韶关,朱德部驻犁铺头。起义部队暂用第16军47师140团番号,朱德化名王楷,以16军少将高级参议的名义,任47师副师长兼140团团长。范石生并将1个团的装备、两个月的薪饷以及服装、棉被拨给140团进行补充。

朱德率部在所到之处进行政治宣传,开展农村群众工作,组织赤卫队和农民革命军打土豪、分田地,并按照群众意见,先后镇压了9个民愤极大的恶霸地主,。为准备湘南暴动,在汝城召开了中共衡阳地区所属各县县委书记会议。范石生对这一切假装不知,不闻不问。

1928年元旦后,得到消息的蒋介石来电追查朱德下落。范石生立即写了一封密信派秘书交给朱德,同时又派侍从副官和军需处长取出5万元大洋,作为路费送去。范石生在信中特别嘱咐朱德,为了避免部队损失,走大路不要走小路。迫于目前的形势,他已爱莫能助,相信“最后的胜利是你们的”。(见朱德《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

正是在范石生的鼎力帮助下,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得到了较好的休整,于1928年4月举行了湘南暴动后,走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实现了具有伟大革命历史意义的“朱毛会师”。

 

   协助创办黄埔军校与航空学校

 黄埔军校的“老大哥”

应邀协助创办黄埔军校,无疑是云南陆军讲武堂一个彪炳史册的辉煌业绩。在中国近代开办的军校中,云南陆军讲武堂创办于1909年,黄埔军校创办于1924年。因此,先有讲武堂,才有黄埔军校。

1924年,孙中山先生鉴于历次革命的失败,归根结底就在于地方军阀不可靠而自己始终没有革命武装的沉重教训,他在中国其产党和原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决定在广州黄埔长洲岛创建陆军军官学校(简称黄埔军校),以培养革命的军事骨干力量。

由于创办黄埔军校需要大批教官,孙中山和广州国民政府在电商云南当局得到同意后,特别邀请云南陆军讲武堂协助办学。

 广州方面之所以看中这所军校,一是云南陆军讲武堂经过辛亥革命和“再造共和”的护国首义及靖国护法战争,亲手参与打倒了封建满清政府,打败了袁世凯和辫子大帅张勋的复辟,进步的民主革命思想和以爱国主义为宗旨的“讲武精神”,早已蔚然成风,形成了一种光荣的传统;二是作为当时一所最进步、最新式的军校,云南陆军讲武堂已经开办了15年,并在四川、贵州、广东等地多处设立了分校,涌现出许多优秀的教官,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三是这所军校师生指挥的云南地方军队,两进广东,形成驻粤滇军后,在讨伐陈炯明、消灭龙济光等广东军阀和地方封建势力的战斗中,在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府拱卫军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如张开儒、方声涛、范石生等,是坚决拥护共和,是靠得住的。其中张开儒、方声涛分别被任命为广东革命军政府的陆军总长和广州卫戍司令,更是给孙中山先生留下了“极佳印象"。因此,黄埔在创办之始,云南陆军讲武堂即被特别应邀协助办学。

1924年6月,黄埔军校开学在即,云南陆军讲武堂派出4大兵科主要教官:工兵科科长帅崇兴、骑兵科科长林振雄、步兵科科长刘扬耀、炮兵科科长王柏龄。他们带着一批优秀队宫和枪械赶赴黄埔任教。刘扬耀后来升任管理部主任,王柏龄相继被提升为教授部主任、教育长。另外,讲武堂第12期毕业生叶剑英,经廖仲恺推荐,担任黄埔教官,后升至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

云南陆军讲武堂的这些教官把从严治校的一贯作风带进了黄埔军校,比如黄埔军校开办后,即沿用了云南陆军讲武堂关于入学必须接受的“养成教育”。在机构设置、精神教育和管理、训练等各个方面也都吸取了云南陆军讲武堂很多有益的做法,比如黄埔军校的“辎重兵科”及“政治(时事)科”,就是参照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经验特别开设的。黄埔军校不仅任用了许多讲武堂的骨干教官,连教材也师承讲武堂,如蔡锷当年为云南陆军讲武堂所撰写的《曾(国藩)胡(林翼)治兵语录》,也被引入到黄埔军校的教学之中,教官和学员人手一册。  

每天清晨即起后,黄埔军校的广大学员在教官们的带领下,高唱《陆军军官学校歌》:

怒潮澎湃,

党旗飞舞,

这是革命的黄埔。

主义须贯彻,

纪律莫放松,

预备作奋斗的先锋。

打条血路

引导被压迫民众,

携着手,

向前行,

路不远,

莫要惊,

亲爱精诚,

继续永进。

发扬吾校精神,

发扬吾校精神!――

他们在雄壮嘹亮的歌声中展开操典训练和体能训练,更是沿用了“讲武堂之规”,从而以“广州黄埔军校的课堂,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操场”,形成了“课堂教学与操场训练并重”的办学特色,为随后的北伐战争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优秀的军事人才。

云南陆军讲武堂为黄埔军校做出了如此贡献,后来获得了“黄埔军校的老大哥”的称誉,赢得了全国军界的敬重。应该说,黄埔军校最终成为与美国西点军校、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以及原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并称的“世界4大军校”,与当年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应邀协助开办是分不开的。

讲武堂红色教官走进黄埔军校

讲武堂应邀前往黄埔军校的很多教官后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投身革命,成了红色教官。其中最为著名的有:

叶剑英 1917年夏入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十二期,毕业后追随孙中山投身革命。1924年应廖仲恺之邀请,参加黄埔军校的筹备工作,任军校教授部副主任,讲授兵器学,是黄埔军校很有威望的教官之一。军校教授部主任王柏龄说:叶在黄埔“思想受到极大的变动”。《叶剑英生平大事年表》写道:叶剑英“在黄埔执教期间,接触了许多共产党人,受到影响,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第一次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未果。”叶剑英于1927年7月上旬加入中国共产党。

崔庸健 又名石泉,朝鲜平安北道人,1922年入天津南开大学学习,1923年于云南讲武堂第十七期毕业。1925年-1927年在黄埔军任教官。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朝鲜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

严凤仪 黄埔军校上尉军事教官。原名銮海,海南琼海人。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十一期步兵科毕业。1923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6月调入黄埔军校任上尉教官、第一期学生第四队副队长、黄埔军校教导第一团第三营营长。

徐成章 黄埔军校特别宫佐。原名徐天宗,字惠如,海南琼山人。1918年初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十二期步兵科。1922年初与罗汉、鲁易、陈公培等组织琼崖社会主主义青年团。1923年初到广州,任粤桂联军陈继虞支队参谋长,同年夏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共产党员。1924年5月,徐成章受党派遣,.到黄埔军校第一期担任特别官佐。1924年11月,时任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委员的徐威章担任孙中山先生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队长,直接受周恩来同志领导。

曹石泉 海南琼海人,小时在新加坡做工,1919年就读于云南陆军讲武堂工兵科第十五期。1924年春入黄埔军校,任第一期第二队区队长。参与组织“琼崖革命同志会”。曹石泉的传记资料显示,他是在徐成章等共产党员的帮助之下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中共中央组织部1945年,编的《死难烈士英名录》中,列有曹石泉姓名。    

杨宁 又名杨林,原名金勋,朝鲜平安北道人,1898年生。因在朝鲜参加爱国运动受到通缉而流亡中国。1920年由东北到上海,后又经广州、香港、越南而到昆明,进入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十六期步兵科,1924年受聘为黄埔军校学生总队中尉教官,后任第三、第四队上尉教官,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骨干成员,1924年在黄埔加入中国共产党。

陈奇涵 江西兴国人,l897年生,曾先后就读于云南陆军讲武堂韶关分校、护国第二军讲武堂。毕业后历任赣军排长、连长、代营长。1925年春由黄锦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6月转入黄埔军校,任第三队上尉队长。

 

“韩国空军祖母”从讲武堂起飞

1922年,唐继尧二次回滇后兴建了云南航空学校,这是中国最早的航空学校之一。因为航空学校校址仅次于讲武堂内,航空学员入学后要在讲武堂接受半年军事训练,并且毕业时获得的也是讲武堂的毕业证,因此被人称为“讲武堂里的航校”。韩国空军的奠基人之一、“韩国空军祖母”权基玉就是云南航空学校的第一期毕业生。

创办航校 昆明巫家坝建机场

1922年春,唐继尧二次回滇,重新登上了云南督军的宝座。据当时的《义声报》所言:“唐联帅以为航空事业,实为今日军事及交通上切要之图,因特筹拔钜款,购置飞机。对于编练飞机队,创设航空学校,飞行邮政诸要政,莫不积极筹备,已志前报。”

1922年的秋天,唐继尧在广东籍的旅美华侨中物色航空人员,聘请了刘沛泉等人前来云南创立空军,并准备在香港向美国购买飞机。他首先组建了航空处,委任刘沛泉为处长。在这个航空处下,共辖两个航空队。当时,唐继尧把“云南航空处”设在了昆明翠湖旁的云南陆军讲武堂里面,并把昆明巫家坝原来的陆军操场开辟成了飞机场。这是在全国建立的第二个飞机场。唐继尧还调拨出了一部分陆军营房作为飞机的修理场、航空队的队部办公室,正式建立了云南空军。

为了使这支新生的空军不断地有新的飞行员充实进来,唐继尧同时决定建立“云南航空学校”。他任命刘沛泉兼任校长,王狄仙兼任教育长,并聘请航空队的飞行员兼任教官,校址同样是设在讲武堂贩航空处内,后来有人把这所学校称为讲武堂里的航校。

鼓励入学 唐继尧用“性别激将法”

昆明方面在招生之初,报考的有志青年为数不少。可是,正当许多人踌躇满志之时,航空学校的教育长王狄仙和教官张子璇却在架机飞行的时候意外地失事。两人虽然大难不死,但却给那些矢志飞翔蓝天的年轻人着实的一击。老昆明人纷纷传言:“干空军这行当,完全是在‘血盆子’里面抓饭吃。”许多原先已报了名的青年,不愿来冒险了。昆明应试时,最终只有20来人前来报到。

对此,唐继尧来了一个“性别激将法”:特意选送了夏文华、尹月娟两位女生来到航空学校。他对一个个大小伙子说道:“你们看看嘛,连女生都不怕死,专门来学航空,要驾飞机飞上天,难道你们男生还会怕死不成?”

当年的老昆明人是非常钦佩航校女生的。这些姑娘入校后,她们的学习、生活和男生一样,同样要经受严格而近乎残酷的训练。她们将自己的秀发剃光,和男生一块,穿同样军服、打同样的绑腿,一起出操和野外演习,就连夜间的紧急集合,她们也从不落后于男同学。

唐继尧还特批了几位华侨学生和朝鲜籍青年来校学习。这样,云南航空学校的第一期学生中,不仅有来自省内外的青年,也有了华侨青年和外国留学生。

1922年12月25日,云南航空学校在讲武堂内正式开学。

受制于人  教官飞机全是“法国货”

当年云南是在法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内。当时法国人放言:他们愿意帮助云南建立一支强有力的空军,所需用的一切人员和装备,他们都可以满足云南政府的要求。同时又暗示:如果云南要建立空军,不请他们法国的顾问,不买他们法国的飞机,那么法国人将不支持云南政府,云南所进口的飞机器材在越南过境时,将不会顺利入关。

唐继尧最终只得向法国人购买了“高德隆”和“布雷陔”式的教练飞机,同时,还聘请了法国空军上尉阿尔彼得做航校的顾问,聘请了少尉弗南希斯和准尉马尔丹任航校的教官,并且还请了12个越南籍的技术员,前来主持飞机修理厂。云南早先的航空大权,其实是落在法国顾问的手里。

1925年,留学美、法、德三国的云南人段纬学成回国。段纬在国外主学土木工程,兼学航空。1926年,唐继尧委任段纬为云南航空大队的副大队长,不久,便升任其为大队长。同时还让他兼任云南航空学校的校长和飞行教官,参与培训云南航校的第一期学生,教练学生驾驶飞机,学开汽车。段纬成为云南籍的第一个飞机驾驶员和航校的飞行教师。

学生毕业  立马辞退法国教官

1926年7月,云南航空学校第一期学员毕业。唐继尧辞退了所有的法国教官和越南籍的机械师,他选拔了云南航空学校第一期毕业的高材生张有谷、张汝汉、晏玉琼、李怀民、李发荣、李嘉明等人,任用他们为云南航空学校第二期的飞行教官。从此,云南开始了自主培养航空人才,发展航空事业。

云南航空学校,从1922年一直到1935年,先后办了4期飞行班,2期机械班,共培养了飞行员和地勤人员200多人。值得称道的是:云南人还培养出了全国第一批女飞行员夏文华、尹月娟、吴琼英、李若芝等人以及韩国女飞行员权基玉。

云南航空学校毕竟是中国最早的航校之一,昆明的巫家坝飞机场以其历史仅次于当时的杭州机场,是排名全国第二的飞机场,在中国航空史上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为抗战中云南成为中美空军最重要的作战基地,为解放后云南成为中国的航空大省,为昆明机场成为今天全国的5大国际空港之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韩国空军祖母”为中国空军服务20年

云南航空学校第一期毕业生中有一位女飞行员,叫权基玉,是韩国人。她于1923年入学,后曾到北京冯玉祥的航空队服务,1927年到南京中央航空队服务。1940年,权基玉已是空军中校,在中国空军飞行大队服务。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中国空军服务20年的权基玉回到了韩国,并参与创办了韩国空军,被称为“韩国空军祖母”。

云南航空学校第一期还培养了李英茂、张志日、李春等3名韩国飞行员。李英茂后为韩国空军的创始人之一,曾任韩国空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所以,云南航空学校也是第一所向国外招收学员的中国航校。

航校学生同时也是讲武堂的学生

云南航校学制为两年,飞行是航校的主要教学科目。但新生入学后,须到陆军讲武堂接受半年严格的入伍训练,讲武堂的老师会到航校讲授军事基础课。两校的教师有交叉,可以说航校是讲武堂的延伸,航校的学生毕业时拿到的是讲武堂的毕业证,因此航校学生同时也是讲武堂的学生。

云南航空学校为中国空军的发展提供了人才。1927年在国民党中央军最早建立的5个航空中队中,第1、2中队中队长晏玉琼、张有谷,以及1、3两中队的大多数飞行员都是由云南航空学校培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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